——在兰州甘肃行政学院的演讲

孙宪武

各位领导、老师们、朋友们：

  今天在座的多是我们甘肃政界的精英，能结识大家，深感荣幸。首先应感谢院领导给我提供这个平台，使我有机会就一般文学鉴赏和《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艺术“极致”，与大家进行对话和交流。

                               一、首先谈一下一般的文学鉴赏。

    说到文学鉴赏，就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学？文学和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一样，都是人类从精神上认识掌握客观世界的一种形式。一般地说，文学的本质即“人学”，是张扬个性、美化人性的。如何阐释“人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用进化论、或用阶级分析来解读，都是无可厚非的。文学是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文学家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但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以高于生活的思想态势能动地干预生活。和现实生活可以划等号的作品决不是上乘之作。所以，一流的作家，总是通过对历史的洞察，和对自身生命的体验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去追求理应实现的美好明天。如巴金的《家·春·秋》它不仅把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还告诉读者，只有冲出“家”的高墙，才会有幸福和自由；只有毁掉这个“家”，社会才会进步。如鲁迅所说：“肩开历史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广阔的地去。”再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个渔夫捞到了一条大鱼，返程时遭到鲨鱼的攻击，渔夫奋勇地和鲨鱼搏斗，登岸时只剩下一具空骨架。那么渔夫这次出海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价值就在于表现人类应有的精神，实乃人性的良知使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一般地说，文学具有以下特征：

    1.文学是靠“形象”来反映生活、感动读者的。形象即客观（自然的、人文的）存在的具体物象，众多具象有机地联系起来就凝聚为形象。形象的集合即艺术的最高境界——意境。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秋窗风雨夕》：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秋”多么沉重而凄凉的景象，臧克家在评《秋声赋》时写道：“多少思妇良宵不眠，听窗外秋声淅沥；多少志士怀才不遇，瑟瑟秋风，登高作赋”。更何况秋花、秋草、秋灯、秋夜、秋窗、秋雨……这许多“秋”叠加在一起，浇铸为秋的话语体系，把林黛玉自幼失去双亲、寄人篱下的悲怆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具象——形象鲜明的艺术效果。

    不妨再举二例。

    例1：明末时秦淮河畔荟萃了很多阳光女孩，她们决非一味出卖色相、不知亡国恨的“商女”，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群体。由于摆脱了家庭和礼教的束缚，她们选择异性朋友的条件十分苛刻，开创了一代自由平等恋爱的世风。一些纨绔子弟想入非非，拟就了两幅对联的上联，要求她们对下联，借以试探虚实，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分别是：

                                上联；山深林密，叫樵子如何下手；

                                下联；浪高风急，劝渔人及早回头。

                                上联；竹本无心，外面已生出许多枝节；

                                下联；藕虽有空，其中从不沾半点污泥。

他们都是充分利用形象来展示内心世界的。这就是文学。

  例2：有一位失恋的村妇，在十字路口正好遇见曾经相恋的情人，只见对方手提礼物、穿着整齐，像是去约会新欢，真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巧有一只公鸡和母鸡戏耍，于是灵机一动，骂道：“你个该死的老公鸡，打扮得花里胡哨的，欺负了这个母鸡又欺负那个母鸡，小心老娘宰了你吃肉”。公鸡的形象被派上了用场，其效果不言而喻。

    2.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是思维的材料，也是表意的工具。如描述张生与莺莺的离情别意时，“董厢”原文为“君不见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通过语言的转换升华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显然后者优于前者。可知，不同的语言所表现的艺术境界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夸张的语言更具有情感的穿透力。传说苏东坡是大胡子，其妹苏小妹眼窝很深。东坡和妹妹开玩笑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才流到腮边”。小妹风趣地回答道：“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后人传为佳话。

    《红楼梦》中描写宝玉和薛蟠他们一起喝酒作乐，规定每人都要唱一个自编的曲子，宝玉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睡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薛蟠却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这些语言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在各自的特殊语境中都堪称上乘的文学语言。语言繁简、雅俗的艺术标准，也会随环境的差异而不同。

    3. 文学是以典型来反映生活的。

    典型不同于原型。原型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素材；典型是通过作者对原型艺术加工后的“成品”，只具备艺术的、或社会的真实性，不苛求生活的真实性。譬如景德镇的瓷器（典型）决不会是自然的存在，可它的原料（原型）则是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所以，优秀的纯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典型必然是高于生活的。鲁迅曾说，阿Q就是由来自江南江北的众多原型“捏合”而成的。因此，决不能把小说当作历史的木乃伊进行解剖，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倘若把典型与历史人物绝对对应（诸如《红楼梦》中的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等），兴许会激活读者的审美异趣，然而，正是这些莫名其妙的“异趣”，把作品的艺术价值深深地埋葬了。

    典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典型人物。如阿Q，鲁迅是流着眼泪塑造这个典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此君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享乐的欲望却膨胀得可以：“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元宝、洋钱、洋沙衫，秀才娘子的拧丝床，钱家的桌椅。“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至于吴妈，“可惜脚太大”。他欺负小尼姑、偷老尼姑的萝卜，都有理论根据。与其如此，才是真正的阿Q。这种人一旦造反成功，实在太可怕了！在《红楼梦》中，雪芹把对女性的崇拜，全都倾注在贾宝玉这个典型上了。他说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为了给这个意念泼浓墨、施重彩，还别出心裁地“克隆”了一个甄宝玉。这位甄哥儿更夸张，要人们说女儿二字时须得用香茶漱口，否则会凿牙穿腮。好吓人。此君挨打时就大呼姐姐妹妹的来止痛。这些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极好的艺术典型——尽管现实中确乎没有在挨打时呼唤章子怡、巩俐、王小丫之名来止痛的。评论家称成功的典型为“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熟悉”，生活中似曾相识，所以有亲切感；由于“陌生”故油然而生新颖有趣的审美受。  

    其二：典型环境。最富于艺术匠心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西风、古道、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是艺术的真实，决不是生活的真实。如此深沉悲凉的景象，不可能在刹那间都集中在马致远的视野里。然而为了解读天涯沦落人的心情，他天才地创造了这样一个凄凄惨惨切切的典型环境，触目惊心，令人泪下。

    其三：典型情节。虽然典型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必须靠环境和故事情节来烘托。如《水浒传》林冲被逼上梁山，残酷的现实无情的否定了他忍辱偷生、逆来顺受的思想，不得不抽刃而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和鲜血淋漓的粗暴接吻。其中风雪描写与情节的配合尤为精湛。从“那雪早下得密”到“那雪正下得紧”，喋血山神庙时，“那雪越下得猛”。

    这样说来，是不是符合上述特征的都是优秀文学作品呢？当然不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其意义在于陶冶心灵，建构和谐温馨的情感世界，引导人类走向完美和永恒。因此，作品的主题比它的艺术品位更重要。从历史上看，大凡优秀的作品，总是领导着社会前进的潮流。从唐代的边塞诗歌中，我们听到了华夏民族挥戈西指的呐喊；从明末的“秦淮文化”和《红楼梦》的“大观园”文化中，我们听到的是个性解放的绵绵细语；从鲁迅的杂文中，我们听到的是对人性良知的呼唤。

    一般的说，凡是奔人的灵魂而去的，给人以信念和心灵慰籍的作品，自当是优秀文学；奔人的肉体而去的，给人以快意的抚摸和情绪宣泄的作品，非媚俗作品莫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方位进入了文化转型期，多元文化并存，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当然不会例外。从历史上看，任何成功的改革，必然会沉淀为一种文化。因此，优秀文化的主流位置理应当仁不让。特别在物质生活日趋优越的现代社会，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人文关怀显得尤为重要。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写道：“夫腹肌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这类饥民如果缺乏人文素质，充其量不过是局部性的抢抢夺夺。然而，当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少于人性，其破坏性决不可低估。麦道夫之流的华尔街财阀们的贪婪，竟然使整个世界的经济陷入困境，即其一例。足证，富裕而缺乏人文素质，比贫困而没有人文素质更可怕！

    那么，怎样鉴别文学作品的文化品位呢？

    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再次杨起了“双百”的大旗，如何评价文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王朔现象”，有人说他是带刺的玫瑰；有人说他是污染社会的毒蝴蝶。对于“一剑通神州”的金庸武侠小说，同样经历着持续的拷问，赞美者誉为仙女，贬低者斥为蝼蚁。面对如此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最可靠的鉴别方式是跟着感觉走，问自己从作品中得到了甚么。优秀作品必然是激励人们和谐、奋进和创新；媚俗文学常常会消磨人们的意志，诱导读者沉沦为性感狂、消费狂、享乐狂，其本质是淡化人性，煽动动物本能的。比如被一些歌星影后演绎到极致的“性感”，就未必是人性美。人类的爱情密码，大可不必像动物世界那样暴露无遗，可否保留一些去驰骋受众的想象呢？雪芹笔下尤三姐那“一痕雪脯”不同样令人陶醉吗？在华夏的词汇里，“修养”就是不断抑制动物本能的张扬。

    文学鉴赏跟着感觉走，其根据就是“接收美学”。文学有四个环节：客观世界（自然、人文）——作者（创作主体）——作品——读者（接收主体）。显然，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通过文字物化到作品中后，只有经过读者的解码——审美再创造，才能最终完成对社会的观照。如果更多读者能拒痞子文学于心灵之外，那么垃圾文化对社会的伤害就会降到最低点。如何提高审美能力？首要的是多读书、常练笔，多蒙受高雅文化的熏陶，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使自己的文化人格更完整。

    诚然，正确使用接收美学这个工具，对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来说自然不在话下。最让我们放心不下的是乳臭未干、情多于理的青少年，他们往往会失落于媚俗文学的迷宫中不可自拔。俗话说：“拒绝吃牛肉是不正常的，但吃了牛肉就学牛叫，那就十分荒唐可笑了”。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理性的“粉丝”的确不乏其人。品位不高的作品为甚么屡见不鲜？原因之一是有些文艺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实在不敢恭维，那位佩着日本法西斯军旗做广告的明星即其一例。我想当她读艾青的“为甚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时，定会无动于衷的。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满天明星是不够的，还须有月亮和太阳。

    从历史上看，当优秀文化失去主流位置时，社会必将走向沉沦；大凡成功的社会变革也都会沉淀为一种文化。在座的朋友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责任为青少年构建一道人格的防火墙，引导他们学会健康的休闲，亲和高雅、远离庸俗。例如《中国维和警察》就值得向人们推荐。这是一部向前看的作品，显然作者不仅仅满足于回味已经消逝的辉煌的过去，而是勇于探索当我们走向世界时面临的机遇和困惑。该剧的矛盾和冲突安排得合理，典型人物也刻画得不错。如贩毒集团的骨干鲁塔尔就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口头禅“OK”简直可以与阿Q的“妈妈的”划等号。尤其是，这部电视剧并不借助于忒性感的肉麻情节向无知的青少年献媚取宠。物以稀为贵，这兴许是该剧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所在。

    沃伦·巴比特说：“只有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典范，才能以典范的力量影响别人，改变世界。”只要我们能不断完善自身的审美能力，社会明天的人文氛围一定会更美好。

二、《红楼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极致

    从文学史上看，大凡一眼见底的作品，它的生命力多是短暂的。《红楼梦》之所以传世不朽，原因之一就是它蕴含的生命体验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自我来，从而获得“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审美愉悦。如清代杭州一女子，读《红楼梦》悲苦成疾，其母将书投之于火，女大哭道：“奈何烧杀我宝玉”。曹雪芹有一首绝句（甲戌本第一回）似乎是对阅读《红楼梦》的警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科幻般光怪陆离的“荒唐”；这江河样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的辛酸泪；这厚地高天的痴情呆意；这欲解难开、欲罢不能的“红楼”奇味。足够代代红学家们用毕生精力去咀嚼、去享用了。可以断言，红学在未来岁月里，依然会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

    1、大观园的个性解放思潮在古代文化中达到了极致

    “大观园文化”是个性解放的狂飙。记得童年读私塾时，老师曾谆谆告诫：“老不看三国，壮不看水浒，少不看红楼”。那意思是说，阅历丰富的老者，经过《三国演义》的点化，会变得更加老谋深算、诡谲奸诈；血气方刚的青壮年，倘若沦为《水浒传》中绿林好汉的“粉丝”，对“鸟人”们胡乱砍杀，天下岂不大乱。然而最害怕的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一旦陶醉于《红楼梦》的艳情中，“宝黛”似的卿卿我我起来，就是对礼教家法的严重叛逆，那还了得！可知，独立于世俗尘嚣之外的“大观园文化”对封建条教律约强劲的冲击力。

    大观园在一定程度上不分男女、无论贵贱，相对宽松的新型社会关系，淡化了王权专制下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为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温床。他们视情感为上帝，对世俗礼仪纲常和“女儿无才便是德”的说教不屑一顾，毅然掀起个性解放的狂飙。起诗社（如海棠社酷似现代的集会结社或文化沙龙，且各有笔名，又是常设性，初二、十六开社；后又重结桃花社）、读西厢（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葬落花；冷月联句，鹤影寒塘（凹晶馆联句）；诗文互答，花酒相酬；帘杏溪桃，醉飞饮盏。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文思潮，在大观园的四角天空下弥漫开来。不妨稍举数例。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是大观园美人才女的一次大集会，除宝玉贴身的一干人外，宝钗、黛玉、湘云、探春、李纨、宝琴、香菱均在座。妙玉是间接的参与，她特意送给宝玉的那张“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红纸条，可知她此晚的心情并不平静，或许比席间狂欢的人们更加忐忑不安。怡红院的丫头们，为了在给宝玉庆生日的夜宴上争得平等自尊的话语权，不分地位高低，个个慷慨解囊。这种“AA”制的聚会方式，酷似当今的文化沙龙。

    她们脱去礼服，卸妆宽衣，“头上只随便挽着髻儿，身上皆是长裙短袄”。曾是明星演员的芳官，更是洒脱得可以：“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好不风流倜傥。在古代，如此着装，颇有几分“性感”，无异于当今的露脐服、模特装。宝玉少不得欲尽情欲好，也是“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下面绿绫弹墨夹裤”，迫不及待的和芳官呼三喝四起来。当芳官开口唱“寿宴开处风光好”时，众人齐抢白道：“快打回去。这回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拣你极好的唱来。”可见祝寿是虚，寻欢开心才是正经。所谓“极好的”，自当是越刺激、越缠绵越好。在这里主奴之分、男女之别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平等聚会，不分高下。宝玉视丫鬟如朋友，不叫姐姐而直呼其名；晴雯称呼宝玉为“他”也不叫宝二爷。这种平等和博爱的朦胧民主意识，在大观园以外的世界里绝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席间，他们“占花名儿”（掷色子抽花签）、行酒令、唱情歌，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对如花之美女，品似水之柔情。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张扬。如曾醉眠芍药裀的湘云，掣花签时兴奋得“揎拳掳袖”，格外与众不同，充分展现了这位才女“是真名士自风流”的魏晋风度。晴雯更是唱得“连臊也忘了”。至于是什么歌？雪芹秘而不宣，想来定是颇能撼人心魄的情爱之曲。当然绝不会是“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可能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两个冤家，都难丢下……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之类的，抑或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吧！直红火到四更天，尽醉方休。人人“吃得两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许多风韵”。横三竖四，相互枕籍而卧，有的和宝玉同榻，竟不知东方之既白。如此张扬个性的举止，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厮混在大观园脂粉队中的宝玉，其邻香惜玉之心，绝对有异于薛蟠、贾珍、贾赦、贾琏之类的臭泥般的男人。他奉女儿为圣洁的美神，可欣赏、可陶醉、可崇拜，但不可随意亵渎。这种微妙的“情爱”，酷似时下拜倒在影星歌王超短裙下的追星族。对于这些天使般的美女，他多的是关爱之“情”，绝少攫为己有的“欲”。宝玉认为，一朝死去，女儿们的泪水把自己漂起来，到那幽静去处，像花瓣一样被清风吹得无影无踪，才是最幸福的人。多么浪漫，多么天真。就此而论，人们称其为唯美主义者或泛爱主义者，都是无可无不可的。比如，他和女孩们的交往，无论其地位高低、身份贵贱，全都是那样平等、体贴、同情，从不动辄唐突西子。他还常常为香菱不幸的命运感叹唏嘘，同情与怜悯，远远超出了对其花容月貌的陶醉。他喜于帮丫鬟们调制胭脂膏，不惜以撕扇子来博得晴雯的千金一笑。因误会踢伤袭人，是他唯一的一次爆发主子之威。事后悔恨多多，竟然日日夜夜地像下人似的服饰袭人，以补偿深深的愧疚。他善解人意，理解多于责怪。对于湘云爽朗尖刻的直言快语，他只是一笑了之；对于和自己“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宝钗，他也能置之度外，和而不同。

    说来有趣，他专注于对女儿的关爱，有时竟忘记了自我的存在。第三十回“龄官划蔷痴及局外”，宝玉看见一个摸样单薄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痴情地划着“蔷”字，忽而阵雨骤至。于是想道；“她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激！”忙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而自己早已淋成落汤鸡却不觉得。这种立足于审美的爱怜之情，与薛蟠、贾珍类只追求肉欲而忘却人性的行为相比，无异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人的经历，常常会沉淀为个性和人格。黛玉因自幼失去双亲，长期寄人篱下，伶仃孤苦的生活境遇，自会顿生多疑之心。她把生的渴望，全维系在宝玉身上，这是唯一的生存赌注，犹如在高空中走钢丝，恐惧、疑虑在所难免。故而“情重愈斟情”也罢，敏感嫉妒也罢，她感情的触角总是不时地向宝玉的灵魂深处进击。她用整个生命的力量去审视、关注宝玉的言行举止，生怕别人抢去自己的命根子。如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宝玉落第，被罚到妙玉的栊翠庵折梅花。妙玉的高洁孤僻比梅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为乞嫦娥槛外梅”的使命的确非同小可。李纨生怕宝玉以假乱真，叫人“好生跟着”。黛玉赶忙拦阻，说道：“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这“不得了”三字大有深意存焉，仿佛是一首朦胧诗，任你的想象随意驰骋。知宝玉、妙玉者黛玉也！再如第二十九回，黛玉因张道士给宝玉提亲及“金玉”之事顿生嫉心，对宝玉冷语热讽、唇枪舌箭。尽管如此，宝哥哥最终不但不非难这位苦命的妹妹，反而更加爱的深沉、爱得忠贞、爱得专一。事后宝玉专程登门请罪，但黛玉依然耍小性儿。兹将二人深情的心灵对话择录如下：

    黛玉说道：“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哪里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你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

    真个是“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苦绛珠流尽了最后一滴相思泪，化作一叶扁舟，满载着宝玉的心和自己早失双亲、寄人篱下的凄楚“回南”去了。宝玉把自己的“心”给了林妹妹，“汝南泣血，斑斑洒向西风”，成日价失魂落魄，面对山中高士，不忘世外仙姝，毅然悬崖撒手，“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尽管她们有的寄人篱下，有的“身为下贱”，却都有一个“心比天高”的热烈拥抱自我的渴望。黛玉泪尽而逝、晴雯含恨九泉、鸳鸯悬梁了断、尤三姐饮剑自裁。“大观园文化”——这个反现实的，人性洋溢的、理想的、梦幻般的“太虚”世界，确不失为痴男怨女们张扬个性、追求自我的乐土。有情者尽其情，任你耳鬓厮磨，柔语断肠；有泪者尽其泪，任你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然而这一切，和当时的封建礼教及极权专制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有道是“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肠”。也正如雪芹在“世难容”中所哀叹的“太高人愈嫉，过洁世同遣”。因此，这干具有超前人格的红袖情痴，最终必然走向“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流水落花春去也”。酷似春夏过后，萧杀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一定要来临一样，别无选择。在这里，不妨把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转赠给大观园中生不逢时的不幸者：“欢迎你/那些疲惫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些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

    2、将女儿崇拜演绎到了美学的极致

    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洋溢着窒息女权的刀光剑影。孔子说过：“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孟子“恶败而出妻”。庄子表现得尤为离奇，妻子夭折不仅没有怜悯之心，反而高兴得手舞足蹈、“鼓盆而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祸水”、“狐媚”之类的语言一直是美女的代名词。所谓殷商因妲己而亡；西周时乃褒姒之一笑致使天下大乱；貂婵是挑拨离间的天生尤物；天宝之乱罪在杨玉环。在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把祸国殃民的责任全部压在青春少女的稚肩上，何其荒唐透顶！发展到宋朝，礼教对妇女的残酷与暴虐更是罄竹难书，即便在文学名著中也不乏其例。《三国演义》中那位杀了妻子招待刘备的猎户，被罗贯中封为“义士”，在《西游记》里，妖精和女人是同义语。《水浒传》走得更远，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被施耐庵判了酷刑，直至剖腹挖心。只有一丈青扈三娘，被迫屈就于表里一致的恶棍矮脚虎王英，才幸免做刀头之鬼。

    为妇女彻底平反的是《红楼梦》。雪芹奋笔疾书，对历史进行颠覆，重新定位男女的美学价值：女儿清纯如水；男子浑浊似泥。这无异于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他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的大观园，以前无古人的历史文化语境，破天荒地开创了巾帼胜过须眉的天国。在这里，性别和社会地位被大大地淡化了，每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荟萃为独立于社会尘嚣的话语体系。她们毅然拥抱自我，像悠悠白云，从流漂荡，任意东西。其价值的主体是绚丽夺目的青年女性。雪芹是这样礼赞大观园中的“千红”、“万艳”的：

    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日月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                                                     （《芙蓉女儿诔》）

怎一个美字了得！不妨再回顾一下甄宝玉的惊世之语：

    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原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                                             （《红楼梦·第二回》）

    如果说，《芙蓉女儿诔》对少女的审美感受只是“移情”，即：把直观的感知转移到金玉、冰雪、日月、花月这些物质上，那末，吐自甄哥儿口中的审美意蕴，已完全跳出了“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以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类的现实世界，升华为无比神圣、崇高的境界。这是一个极度理想主义的疆域，只可顶礼膜拜而不可亵玩。

    雪芹把对女性的审美体验概括为“意淫”。且听那位“司人间的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对“意淫”的破译：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难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足证“意淫”重在“情”而淡化“欲”，完全有别于对美女疯狂占有的肉体欲望。“太高人愈忌，过洁世同遣”。这种不与世俗同污的审美情趣，必然要承受卫道者“鸣鼓而攻之”的巨大压力。

    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天真无邪、钟情多才、易愁善感的妙龄女郎，才是女性美的光华。如古人言：“从来美女如名将，不见人间有白头。”她们或典雅婉丽（如宝钗、袭人），或痴情凄美（如黛玉、晴雯），或雄爽娟秀（如湘云、探春、鸳鸯），或飘逸淡雅（如妙玉、惜春）。然而生命的青春毕竟像朝露一样短暂，可怜如花的美眷，终将在似水流年中悄然逝去。为使这些灿烂的花朵永不凋谢，雪芹把她们定格在艺术框架内，若干年后，当一代又一代人化为灰烬，这些可爱的女孩却依然活得年轻、靓丽、动人，像《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自画像一样，永远珍藏着鲜活的生命。

    3、从哲学高度上把悲剧抽象到极致

    从历史上看，任何超前的进步思维，都是对现实牢笼的撞击。雪芹反传统、反现实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承受“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警幻语）的重压。他叹息道：“花原自怯，岂耐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风雨”（《芙蓉女儿诔》）。真个是原（元春）应（迎春）叹（探春）息（惜春），读之令人唏嘘！尽管雪芹完全明白，自己作为社会“另类”对人生的解读，必为现实所不容，然而他却毅然“知其不可而为之”。难怪刘鹗说“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诚哉，斯言。

    应该承认，人类的终极价值具有悲剧性，因为生命的征程没有终点，生命的本质与其现实生存状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生活永远是希望大于现实的不等式。我们莫名其妙的成为人类的一分子，又倏尔归于乌有，生命个体瞬时的存在，却承担着人类整体上恒久不息的宏大使命，所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见，不圆满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真实的人生。然而，“能与言者无二三”，只有当人们具备人类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时，才会有如此高尚的悲情，曹雪芹自然不能例外。据此而论，《红楼梦》实在是悲剧中的悲剧。

    钱学森曾经说：“艺术里最高的层次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只有洞悉现实，才能预感未来。所以天才的文人总能通过眼前世俗万象的生存态势，蓦然发现即将到来的另一个世界。所以，优秀作品常常是通过现实的例子激发读者的想象，诱导人们整体地把握人生、社会和明天。当然，艺术的哲理思维，不同于纯理性的哲学论著，它不屑于耳提面训般的说教，常常以自身独特的形象思维优势，凭借艺术符号进行概括，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启迪人们对人生百态的思考和感悟。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范畴内，蕴含哲理思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红楼梦》却是唯一的例外。

    大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亲，她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太多的密码，这些先天的精灵多具有永恒的自然属性，所以天地宇宙的自然规律，必然会制约万物的生命历程，也会启发人类的思维方式。这兴许就是哲学家们为什么要回归母体自然去寻找人类命运答案的缘由。首屈一指的是古代圣哲老子。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可知人是宇宙大系统中最低级的元素，所以自然法则对于人类具有不可改变性，只能适者生存，别无选择。

    那么作为万物之祖的大自然，给与她的子民们的现实启迪又是什么呢？在冥冥中还是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本能规律为人类逐渐顿悟，如宇宙多层次的、有序的、围绕一个中心呈周期性的运动规律即其一例。表现在地球村的就是以一年十二个月为周期的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无始无终。雪芹通过自身的生命感悟，痛彻地意识到，伟大的母体这一不可改变的法则，酷似人生悲喜交替、荣辱互易的无常。所以，他以“十二”作为春荣秋谢，荣辱自古周而复始，月满则亏、水满则盈的象征符号，也就不足为怪了。用那一僧一道的话说即“历劫”。这里蕴含着人类向往宏大目标的渴望，也珍藏着人生未能实现终极目标的悲凉。如此高屋建瓴式的哲理思维，说他是宗教皈依或宇宙情怀，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在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刻在牛顿墓碑上的警句：“……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黑暗里/上帝说：生下一个牛顿吧！/于是/一切都光明了。”（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墓碑，引自武正祖的读书笔记）

    明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开篇伊始即把全书的主旨定格在“历劫”——早已经历过的悲剧这个基点上。所谓“无朝代年纪可考”，亦即远自盘古的女娲氏炼石补天以来，历朝历代的人们曾经体验过的事实。于是，围绕这个宏观的哲理核心，具体的情感性细节描写，在之后的绚丽长卷中逐渐舒展开来。毋容置疑，就多数读者来说，对文学作品哲理内涵的审美体验是陌生的。我们十分乐于淹没在情感的激流里，而不习惯于通过作品的启迪，去顿悟作品以外的世界。具有哲理品格的作品，不仅会使我们获得深层次的审美知觉，也会呼唤被美陶冶的心灵由自由王国向必然王国飞跃，进而把握更广阔的社会和人生。达到“梧桐一叶落而知秋”。

    且看作为全书主线宝黛悲剧的美学意蕴。这是一个三层次的艺术构架。发生在大观园中宝黛之间幸福和哀伤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情节，属于现实的最低级层次；以“历劫”为符号的荣辱周而复始是最高的哲学层次；太虚幻境中神瑛侍者与绛珠草的情感瓜葛及绛珠草以泪还债的宿愿，处于中间层次，它既承接哲学价值观“历劫”的必然性，又概括、反映了“木石前盟”悲剧的现实存在。在这个美学系统中，低层次是高层次理念的演绎；高层次是低层次实践的归纳。其内涵自低级到高级拾级而上，定义域逐渐扩展和外延：由个体到群体、家族；由社会集群到朝代更替；由无朝代年纪可考到盘古时的女娲补天；由人类到万物。系统内各层次之间，彼此关照，首尾呼应，启迪读者从书内有限的现实中，去发现更广阔的人生和时空。如此深沉而富于哲理品格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实属一峰独秀，说它是“千古云霄一羽毛”也不为过。

   近人尚秉和在《周易二字本诂》中写道：“周易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命易为周也。”“乾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无有穷期……”尚氏进一步解释说：《周易》所言都是天地间公认的大道理，过去有人认为“易”专言天道，有人认为“易”专言人事，都是错误的。他接着写道：“否泰往来，剥复循环，天道与人事无二理也，包括万有，孕育深宏。”故而“天之德莫大于四时”。“时间”是一切事物向自己反面转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周而复始，永无穷期。

    也许有人会问：《红楼梦》以美学的形式所展现的哲理意蕴，有益于健康的人生吗？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在人类不断延伸的无限征程中，生命个体刹那间的存在，具有悲壮的必然性。即便在短暂的生命区间，悲欢离合、欢欣与落寞，也总是轮番袭来。懂得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乃命运之“数”、真实之人生，才会宠辱不惊，当横祸来临时，就能坦然面对，虽泰山崩于前而其色不变。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用雪芹咏叹湘云的话来说，就是：“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红楼梦曲·乐中悲》）否则，厄运一旦不期而至，极可能如万丈高楼失脚，绝望、沉沦而不可自拔。所以王国维说：

    《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欤？……人而自绝于救济则已耳；不然，则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欢迎之也。

                                  （《〈红楼梦〉评论·第四章》）

不妨以《好了歌》为例：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丘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至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倘若把所谓“神仙”看作一个自我解脱的符号，而不是神秘的空幻世界，那么人世间名利场的不得意、贫困的窘迫、失恋的痛楚、亲情的困惑等苦痛，全都会淡化为“了”。  

    须知，雪芹所处的年代，正是炎黄民族从漫漫长夜走向光明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残忍的文字狱、严酷的暴政、极端守旧的世俗，像一把达里克斯宝剑悬挂在人们的头上。超前的大智大勇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寂寞和悲怆，绝非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如此大彻大悟，既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更是对人生、以至于人类悲情的解脱。其实，超前的思想者必将承受比一般人更多的压力，这和速度的增加和阻力的增大成正比一样，道理是相同的。所以，解脱之道自会更为彻底。可见，雪芹这种悲天悯人的普世感怀之心，岂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给与在逆境中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生灵们的精神滋补剂。且听爱因斯坦的内心独白：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做她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在我们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别人和自己；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

                                                           （引自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如果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都或多或少地向宗教（非世俗意义的）回归是可信的，那么是否因深感自然造化之奥秘、未知世界的无涯而自我解脱呢？值得三思！

    4、曹雪芹是华夏现代人文思潮的先行者

    记得青年时代读巴金的《家》，总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处处弥漫着《红楼梦》的影子。如翠环与鸳鸯，宝玉、黛玉和觉新、梅表妹，等等，异曲而同工。当时我实在想不通，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为何不另辟蹊径，却要沿袭曹雪芹的套路？于是，对巴金难免顿生“不屑”之意。此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才恍然大悟。自晚明时期以“秦淮文化”为代表的人文启蒙运动夭折在摇篮后，直到五四的二百多年间，中国被封闭在“铁屋”内，定格于封建专制的坐标上，止步不前。当巴金被五四的狮吼惊醒时，他发现四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酷似《红楼梦》中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于是，他不得不下意识地和曹雪芹在同一个港湾起航。可见《红楼梦》是上承明末“秦淮文化”的人文启蒙，下接五四个性解放的文化桥梁。据此，我们尊曹雪芹为现代人文思潮的先行者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立足于社会学——而不是文艺学的价值观来看四大名著，不难发现《红楼梦》具有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文化语境：《三国演义》为权力之争；《水浒传》为生存之争；《西游记》对女性人格的扭曲可谓登峰造极，女人与妖精几乎是个恒等式；唯独《红楼梦》乃人性之争。前三者有排他性：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所以暴力和阴谋必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信条。——虽然这些著作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是无可非议的。

    三国的动乱年月（从黄巾起义、董卓乱世至西晋统一）还不到一个世纪，中国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二，可谓“一将成名万骨朽”。毛泽东说“原子弹没有关云长的大刀厉害”，并非唬人之谈。天灾、兵燹，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遍野，饥民易子而食。王粲的《七哀诗·其一》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夫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虽然罗贯中对百姓的痛苦生活不屑一顾，只是一味歌颂杀人如砍瓜切菜般的“英雄”，但还是泄露了天机：一位猎户为了款待刘备，因找不到食品，竟然杀妻而食！《水浒传》中那位开黑店卖人肉包子、赫赫有名的母夜叉孙二娘，大家是熟知的。她那个生人屠宰场究竟宰杀了多少无辜的活人？连施耐庵也没有统计出来。而《红楼梦》的人性之争，则是以情感关爱为基调的，其主流话语体系必是平等、自由和博爱。《红楼梦》一峰独秀的伟大人文价值观正在于此。

    回顾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平等、自由、幸福历经的坎坎坷坷和洒下的斑斑血泪，而且至今仍继续蹒跚前行的现实，不能不为这位早于五四近两个世纪的个性解放的先行者肃然起敬。他就是曹雪芹。

    倘若把曹雪芹和欧洲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阿里盖利作比较，不难发现，这两位分别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他们在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以及超前的思维、坎坷的生平、沦落以死的经历，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是：尽管但丁（1265—1321）早于曹雪芹（约1723—1763）约莫半个世纪，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则是基本上吻合的。二人的生存环境都是在曙光即将来临时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丁辞世一百余年后，在欧洲，文艺复兴狂飙突起；当五四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时，距雪芹去世也还不到二百年。

    二是：他们都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早年蒙受高雅文化的熏陶，之后或颠沛流离，或穷困潦倒。但丁1302年被流放后，直到1321年去世，再没有机会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土；雪芹被抄家后，沦落北京西山，瓦灶绳床，厨烟不继，“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诚《赠曹芹圃》）落魄至死。这种生活际遇如跌崖千尺般的强烈反差，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生命感悟和破浪前行的人格力量。 

   三是：他们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的洋溢着对人性美的歌颂和人格自我回归的向往。但丁在《新生》中把女主人公雅特丽齐描写成天国下凡的天使，这和《红楼梦》中的林妹妹乃绛珠仙子化身如出一辙。如果立足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那么，曹雪芹精心设计的“大观园文化”，不正是《神曲》中的《天国》吗！再者但丁对雅特丽齐的爱，具有浓厚的伯拉图色彩，也酷似雪芹笔下的“意淫”。

   四是：梦幻、寓意和象征，也都是东西方这两位大师惯用的艺术手法。如但丁在《神曲》中叙述自己在森林中迷路，为豹狮狼所困，后被雅特丽齐派来的罗马诗人维吉尔救出。且看雪芹在贾宝玉梦游太虚境时的描写：宝玉误入迷津后，“但见荆棘遍地，虎狼成群”，“深有万丈，遥亘千里”，吓得宝玉大呼“可卿救我！”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五是：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具有超越同代人的哲理品位。《红楼梦》的哲理思维亦如前文，不重述；但丁《神曲》中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就不失为哲学和理性象征的符号。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兴许正是由于在这两位异代不同时的文学大师的巨著中，处处飘洒着梦幻、神秘和深奥的哲理，时值今日，人们对《红楼梦》、《神曲》的破译和解码，依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重要的是：这两位文学大师，都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先行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为对黑暗势不两立的同仇敌忾，也充盈着对人性美的歌颂和对平等自由的企盼。他们用整个生命的力量去拥抱那些张扬个性、人格自我回归的主人公们，多么希望他们有才者尽其才，任你倾珠吐玉、笔走龙蛇；有情者尽其情，任你卿卿我我、比翼双飞.这是在高压下生命穷促的呐喊，是声讨黑暗势力的咒文，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启迪和渴望光明到来的呼叫！作为新文化的领军者，他们对后来人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果然，在两人谢世后不到二百年，先后在西方和东方掀起了狂热的人文主义思潮。恩格斯说：“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的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何妨作如是言：曹雪芹是为中国封建礼教送葬的一位作家，同时又是华夏人文主义思潮最早的一位作家。

 

                                                                      2009、3、20．